大理崇佛，古刹名寺遍布各地。南诏和大理国时期，佛教极为兴盛，上至一国之君，下至草民百姓，都崇尚佛教。元人李京《大理纪行》载：“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其间）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

　　佛教在大理的广为传播，与王朝的兴起密切相关。本书开篇提到的那幅《南诏中兴画卷》，演绎了南诏始祖细奴逻从赤脚的耕夫变为南诏初王故的事，也反映了异文化或佛教传入此地时，本土文化及民间信仰与之发生冲突和碰撞，从敌视到接受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拒不接受外来文化的部落因难蒙‘教化’而被教训，宽容开放，‘敬心坚固’的南诏始祖则蒙圣恩从耕夫‘化’为诏主，这一对比的目的当然在于强调南诏王与佛结缘的神圣地位。

　　大理国段氏传国22君，先后有10人避位出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自汉以后，中原王朝也曾有很多帝王好佛，可是都有点叶公好龙的味道，没有一个真正舍得放弃荣华和权势。

　　南诏和大理国时期，大理人所信奉的佛教以密宗为主，元代以后禅宗盛行，明代鸡足山就建有八大寺，至今每逢过节，僧尼庆祝念经，场面之盛，蔚为壮观。

　　身为国教，佛教的地位自然尊严而崇高。佛教教导人们要忍耐，忍耐，忍受现实的苦，期望来生的福。佛教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却对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烦恼不屑一顾，而来生毕竟是渺茫的，现实还得一天天过。在这种情况下，各类各样颇通人情世故的神应运而生。由于土地广阔，民族众多，各地风俗民情相互渗透又各有特色，因此各地民族、甚至本民族内部的不同区域，都有根据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及需求应运而生的神，这就是本土的宗教之神。这些背景不同，各司其职的神们济济于中国众神的舞台上，演出一幕又一幕世俗的喜剧。

　　大理州白族人自己的神是“本主”，“本主”只管今生不管来世，而汉传佛教，道教是安慰人的心灵，理想来世的宗教，白族人同样也接受下来，在所有中国人的眼里，这有什么相违逆的呢？本主神，白族叫“武僧”，意思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队伍相当庞大，有传说中的民族英雄，有乐善好施、功德圆满的平民，有帝王将相，忠臣孝子，还有本主化了的释、道、儒一些圣人等等。白族的巫师给这些“主人们”命名一些诸如皇帝、天神、龙王、娘娘、元帅、老爷、山爷、姐妹、姑娘这类五花八门的名字，然后塑起泥胎木身，精雕细刻后，打扮得红红绿绿，金光灿烂，抬进神灵居住的“神都”，一幢一进三院的白族民居合院式建筑，烧香供奉起来，再以后，这些“武僧”，“我们的主人们”就该开始为人民服务了。

　　白族人的本主充满了人间喜剧的味道，本主们有家庭、亲友，有自己的恋爱、婚姻，有些甚至浪荡多情。鹤庆县小教场的本主“白姐”，是一位多情的少妇，与附近的东山将军（水美村本主）偷情，一次贪欢过头，东山将军误了上班时间，急急赶回庙时，右脚错穿了白姐的绣花鞋而不自知，仍像往常一样一本正经的坐在神龛上受人供奉，白姐也错穿了东山将军的鞋子，私情大暴露，村民却并不刁难，干脆一直让他们那样穿错鞋坐在神龛上。另有一个村子的本主白官爷，生性风流好色，专喜偷香窃玉，有一次被当地村民当场抓获就像拿获一个凡俗的浪荡子，哪有一点享受供奉的神灵的风范。

　　白族的各村各寨都有各自不同的本主，这些本主们管的都是人间一些现实的事：负责逢旱降雨、逢凶化吉、人畜平安、前途平坦，充当婚姻顾问，子嗣专家，还必须是除妖的英雄，降魔的先锋。世人没有免费的午餐，这话适用于人，同样也适用于神。

　　白族是一个开化较早的民族，其本主崇拜源远流长，受到不同时代的思想、情操、道德原则、世俗语言及权威的浸润，涵盖了整个白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