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至1939年6月，前中央博物院吴金鼎等对苍洱境域进行考古，称发现遗址32处，勘定古迹6处。

　　史前遗址多分布在苍山的缓坡，每坡包含四五处至十余处不等。大概当时的居民，同一血统或同一部落者，散居在同一山坡上，每家各就其处耕种附近的农田。在发掘各遗址中，未见到鸟、兽、鱼类的骨骸，可能是因为当地土壤不宜保存骨类遗物的缘故;而都发现了纺轮纺坠等物，证明纺织技术在苍洱文化早期即已发达。

　　经对佛顶、马龙、龙泉、白云4个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居住遗址，在天然的溪流旁分布有半穴居房屋、火塘和窖穴。半穴居房屋是在地下掘成圆形或方形的坑，即以坑壁为墙，上覆草为顶。草顶早不存在，但佛顶乙遗址发现圆坑周围有大小石块十几个，排成弧形，证明当时草顶是圆锥形的，石块压在草上防风吹。当时人们炊或用火塘，或在平她支石为灶，或火塘内又支石块。窖穴作圆形或椭圆形，深约1米左右，内部常见木炭屑及陶片。这些窖穴似原为储物用，后来成为堆放废物的场所。在房屋周围，山的斜坡多变为一层层平台，显然是经过人工改造而成的;有些地方还发现可供起坐的大石块，也是人们有意识搬来的;当时人们似乎还颇善于布置环境，以利于自己的生活。

　　1949年以后，在五里桥、凤仪东晋湖铁架山遗址、清乐村东山以及洱海东岸的金梭岛、鹿鹅山、十天墓坪等地，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器物。
汉晋时代遗址。  

　　1981年，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在下关北郊大展屯村西面先后清理了两座砖石墓。1号墓出土铜器、铁器、陶器、骨珠等90多件。墓中没有发现讲明年代的物品。  

　　出土文物表明东汉时期这里己有先民在活动，即已从苍山东坡的台地上下坝了。当时人们已能加工制作高水平的铜器，如造型为摇钱树、双龙抱柱的器物;铁器运用也很普遍。出土陶器水田模型说明，当时先民们是以水稻农耕为主的农业民族。他们懂得兴修水利，挖水塘、筑堤坝以畜水灌溉农田。堤上有闸，说明会管理用水;塘内有荷花、鱼、蛙，说明能驯养水生动植物，并有综合利用、改善环境的意识和能力。此模型的制作，也证明先民们的陶器加工能力的提高。陶仓的出现说明他们的生产力已大大提高，有司余的粮食可贮藏。1990年，发现一砖石墓。该墓位于下关北郊、点苍山斜阳峰东麓的刘家营旁，与大展屯东汉墓仅距500米。经清理共出土器物30余件，分陶器和铜器两类。陶器有吹萧俑、武士桶、羊形壶、狗、鸡、鹅、房屋模型、水田模型等;铜器类有马、鸭、针、案足等。特别是在墓底各角还出土了有意放置的铜锌矿石一块。并且在墓砖中发现了纪年砖:其侧面模印阳文隶书”熹平年十二月造“七字。

　　此墓出土的各种家禽明器尤其引人注意。羊、狗、鸡、鹅、马、鸭等明器说明当时的家庭饲养已有一定水平。人们也会兴修水利，用坝塘放养鱼类、鹅、鸭，种水生植物。羊与马可放牧。狗看门和狞猎。房屋模型说明当时人们盖的是长久的固定的民宅，证明先民们是从事以水稻农耕为主的定居的农业民族。

　　1989年，大理市喜洲风阳村南发现一座晋墓。墓葬早年被盗，仅存部分墓砖，其余一无所存。发现有模印阳文隶书文字砖两种:一种是“泰始三年县官作”七字，另一种是“泰始五年赵氏作吉羊”。泰始为西晋武帝司马炎年号，泰始三年为公元267年，五年为269年。墓砖证实司马炎一上台就派人到榆县做县官;另外此地也出现了姓赵的氏族。  

　　1986年，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在喜洲阁洞谤村清理发掘了一座西晋砖墓。因墓葬早年被盗，无遗物出土。但是发现有部分基砖上侧面模印有隶书反阳文“太康六年四月赵氏作吉羊”11个字。

　　同年，大理市下关北郊荷花村旁发现了一座石砌墓室墓葬。经清理发掘，在铺地砖中有一部分便面印着隶书阳文“太康十年造吉羊”。太康十年为公元289年。以上铭文砖的文字是汉字，说明东汉时期，汉官对大理的管理及汉文化在大理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