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建立于中原的五代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比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知年)建国早20多年。传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有臣献上地图，进言兵威取滇，他拿起玉斧(一种文具)对着大渡河一划，说：“此外非吾有也：” 这就是“宋挥玉斧”典故的由来，被后人渲染得神乎其神。但这个故事也不完全是捕风捉影之谈。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至于杨慎《滇载记》“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的说法，完全是臆断。《大理行记》说：“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假若三百多年相互隔绝，大理的社会发展能够达到如此水平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不如过去密切。宋太宗登基后曾给要求内附的大理国王册封“云南八国都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宋徽宗又给派使者来开封送贡品的大理国王段誉封“金紫光禄大夫检校习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国则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强烈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桂海虞衡志》有一段文字，详细记载了大理人到广西购物的情况：“乾道癸巳(南宋孝宗年号，公元1163年)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并碗、琉璃碗及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大理国给内地输送的物资除大理马外，还有云南的刀、剑、披毡、药材等土特产。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这不能不说是南诏和大理国在统一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