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快小说中，除《射雕英雄传》写过一个来自云南的侠士外，《天龙八部》是唯一一部直接写云南的作品。有论者指出，这是“一部杰出卓绝的巨幅”寓言“长卷”，其中破孽化痴的劝诫与警示，处处可见。为期他小说难以企及。然而，这又绝不是一部简单的‘劝善’或‘说教’之书、而是一部有关世界与社会、历史与人生的博大精深；丰富复杂、结构庞大的大寓言”(陈墨语)。这是中肯恰切的评论。其实，历史也好，社会也好，人生也好，在《天龙八部》中都已化作一种文化的存在。因此可以说，《天龙八部》又是一部蕴含了丰富文化内容的长篇小说。“武侠”的形式并不能掩盖它所包含的文化的光辉；它对北宋年间中国社会多种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的揭示，．涉及到了地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文化、文化地理学等诸多范畴。这些描写不仅对读者了解北宋时期的席国社会生活大有裨益，甚而对我们理解该部太书深刻的寓言性质，其作用也不容低估。

　　金庸先生本人在该书眷首的《释名》篇中，曾有一番开宗明义的自白：这部小说以“天龙入部、”为名，写的是北宋时云南大理国的故事。

　　大理国是佛教国家，皇帝都崇倍佛教，往往放弃皇位，出家为僧，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持的现象。据历史记载，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天龙八部这八种神道精怪，各有奇特的个性和神通。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却也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这部小说里没有神道精怪，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就像《水浒》中有母夜叉孙 二娘、摩云金翅欧鹏。

　　随着作家娓娓动听的叙述，我们开始进入将近一千年前的“大理国的故事”。可读完小说我们才发现，作品中真正用以描写“大理国的故事”所占的篇幅，还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一。仅以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去写“大理国”，却要演绎出一部作家心目中这部有关“大理国的故事”，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作家是不是出了什么错?然纵观全书，这的确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有关“大理国的故事”。我的兴趣在于：依照这样一个安排，作家的写作宗旨，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呢?细察之，我们首先看到，《天龙八部》的主人公甚至不少主要人物，都是“大理国”人，如保定帝、段誉等等，他们生在大理，长在大理，其主要的人生经历亦即故事，也都发生在大理。其次，书中一些人物虽然并非大理国本土人氏，却与边地一隅的“大理国”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或纠葛，或是恩怨爱恋，或是世仇党争；因而，尽管作品从大理写到了江南，进而再写到了塞北，甚至还隐隐约约地关联到了世界屋脊之上的吐蕃，读者阅读的心理视线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大理国”。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为实现作品紧紧围绕“大理国的故事”这一写作初衷，作家的匠心所在，是不仅仅依靠直接描摹大理国的那些篇幅，他更看重的，是营造出一片浓郁的、弥漫于整个作品之中的、有关“大理国”的笔墨意蕴。毫无疑问，对于整个作品，那是一种底蕴，一个基调，即：作家将这部作品的博大丰厚的寓意，与“大理国”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作家正是靠了对这种意在笔先的大理文化意蕴的描摹、渲染、铺垫，让它在整个作品中像云雾一般地笼罩于整个作品那巨大的空间，像水银泻地一般地充盈于整个作品赖以产生的辽阔的土地，使作品中的某些“飞白”与整个作品产生了一种巧妙的艺术联系，才最终实现了自己预定的写作宗旨。

　　大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早在唐初的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细奴逻就在以大理为中心的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大蒙政权，并以如今的巍山县为首府。至唐开元年问，其王皮逻阁在唐政权的支持下，一举统一六诏，建立了南诏国，其全盛时期，辖有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的大片地区。从那时开始，南诏的上层统治者就多次派遣贵族子弟前往成都、长安(今西安)学习，一时佛教盛行，上层统治者也多以使用汉语为责。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所写的“大理国”则稍晚，那是宋代以“白蛮”(今白族的先民)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封建领主政权(公元937年—1253年)，辖境相当于如今的云南全省及四川西南部等地，地盘虽不如“南诏国”阔大，却分为八府、四郡、三十七部，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在边疆地区建立起来的著名政权。当时，大理国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冶金技术都已相当发达，几已接近中原内地的汉族水平。由于地处偏僻，其与内地的贸易、联络以马为主，大小驿道上，身材矮小却善于翻山越岭的云南马川流不息。秦汉时期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以及著名的“茶马古道”，穿越大理国全境，一直延伸到了西藏、尼泊尔、印度，甚至远达波斯，成为中国与外界商贸最早也最有效的通道。大理国王曾由宋王朝封为云南节度使、大理王等称号。其时，上层统治集团使用汉语更为普遍，佛教也在全境更为盛行，整个大理地区寺庙密布。直到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元蒙军队征云南，渡金沙江，袭丽江，灭大理，后建云南行省。“大理国”原世袭国王段氏被任命为世袭总管。由此可见，“大理国”作为中华多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民族自治”意味的边疆政权，自古以来，一直与中原文化主体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大理固然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景观，但这种文化景观，却是大理地区以白族文化为主体的地域文化或说原生文化，经过与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以及其他各民族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相互交融、渗透、取长补短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存在是绚丽多姿的，五彩斑斓的。它的基本点，在于这是一种豁达开朗、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一种仁慈敦厚、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这种人生态度与处世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既保持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纯朴与宽容的天性，又适度吸取了中原文化中的机敏与思辨的智慧。对这样一个地域、一种文化，欲以小说这样一种形式去反映和表现，完成作家那一大寓言的构思，如果没有对这一地域的历史的准确把握，没有对这一文化的内涵的深刻理解，显然是难以成功的。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一向都深得文化之妙。在我看来，金庸武侠小说与诸多武侠小说的重大区别之一，金庸武侠小说较之其它许多武侠小说常常高出一筹的关键所在，正是其作品所包含的文化内蕴的深厚。在这一方面，《天龙八部》显得尤为突出。《天龙八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社会、历史与人生的“寓言长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力于作品对“大理国”地域文化的准确把握与描写。这些描写总的来看都极为简略，往往是寥寥几笔，却渲染出一个大多数读者较为陌生的文化气氛，成了整个作品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为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的存在营造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典型环境，为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了依据；还透过这些描写，让我们在作品所讲述的故事之外，更深一层地感受到了那个年代里“大理国”里形形色色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与存在方式，从而从中抽取出可供现代人咀嚼与回味的人生况味。而最后一点，才是一个优秀的作家真正要达到的目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描写的极为简略，作品才不致沦为纯粹的文化著作，让故事有着行云流水般的晓畅，使读者的阅读不受“文化”之累。在《天龙八部》中，这样的地域文化描写，几乎涉及到了“大理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地理、出产、崇尚、礼仪、建筑、园林、民俗、婚姻、爱情等等。

　　“天龙寺在大理城外点苍山中岳峰之北，正式寺名叫做崇圣寺，但大理的百姓叫惯了，都称之为天龙寺，背负苍山，面临洱海，板占形胜，建于唐朝，大者高二百余尺，十六级，塔顶有铁铸记云：‘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相传天龙寺有五宝，三塔为五宝之首。”

　　“段氏历代祖先做皇帝的，往往避位为僧，都是在这天龙寺中出家，因此天龙寺便是大理皇室的家庙，于全国诸寺之中最是尊荣。每位皇帝出家后，子孙逢他生日，必到寺中朝拜，每朝拜一次，必有奉献装修。寺有三阁、七楼、九殿、百厦，规模宏大，构筑精丽，即是中原如五台、普陀、九华、峨媚诸处佛门胜地的名山大寺，亦少有其比，只是僻处南疆，其名不显而已。”

　　“保定帝下旨免了盐税，大理国万民感恩。云南产盐不多，通国只白井、黑井、云龙等九井产盐，每年须向蜀中买盐，盐税甚重，边远贫民一年中往往有数月淡食。”

　　“他出城后快步前行，行得二十余里后上山，越走近越荒僻，转过四个山坳，来到一座小小的古庙前，庙门上写着‘拈花寺’：三字。佛教是大理国教。大理京城内外，大寺数十，小庙以百计，那座‘拈花寺’地处偏僻，无甚香火，即是世居大理之人，多半也不知晚。”

　　“大理国于五代后晋天福二年建国，比之赵匡胤陈桥兵变赛、黄袍加身还早了升三年；大理段氏其先为武威郡人，始祖段位魏，佐南谭大蒙国蒙氏为清平官，六传至段届平，官通海节度使，丁酉年得国，称太祖神圣文武帝。十四传到段正明，已历一百五十余年。”

　　“申牌喻分，席久理城尚有二三十马，迎面尘头大起，成千名骑兵列队驰来，两面各黄旗迎风招展，一面旗上绣着‘镇南’两个字，另一面旗上绣着‘保国’两上字。”

　　“到得傍晚，保定帝换了便装，独自出宫。他将大帽压在眉檐，遮住面目。一路上只见众百姓拍手欢歌，青年男女，载歌载舞。当时中原人士视大理为蛮夷之地，礼仪与中土在不相同，大街上青年男女携手同行，调情嬉笑，旁若无人，谁也不以此为怪。保定帝心中暗祝：‘但愿我大理众百姓世世代代，皆能如此欢乐’。”

　　“木婉清见大理城内人烟稠密，大街上青石平铺，市肆繁华。过得几条街道，眼前笔直一条大石路，大路心头耸立着无数黄瓦宫殿，夕阳照在琉璃瓦上，金碧辉煌，令人目为之眩。”

　　“那太医应道：‘是！”打开药箱，从一只磁盒中取出一条肥大的水蛭来。……那太医捏住段誉的手臂，将水蛭对准他的血管，水蛭碰到段誉手臂后，不住扭动，无论如何不肯咬上去。那太医大奇，过得半响，水蛭一挺，竟然死了。”

　　“心意已决，当即辨明方向，迈开大步，赶向无量山去。’这澜沧江畔荒凉已权，连走数十里也不见人烟。

　　这一日他唯有采些野果充饥，晚间便在山坳中胡乱睡了一觉。”“第二日午后，经另一座铁索桥，重波澜沧江 ……”

　　尤其要提到的，是书中第二集“从此醉”一章中那段讲评大理茶花的文字，洋洋洒洒万余言，是《天龙八部》中有关大理国地域文化的精彩之笔——“他低了头呆呆出神，只见四个婢女走入船舱，捧了四盆茶花出来。段誉一见，不由得精神一振。四盆都是山茶，更是颇为难得的名种。普天下山茶花以大理居首，而镇南王府中名种不可胜数，更是大理之最。段誉从小就看惯了，暇时听府中十余名花匠谈论讲评，山茶的优劣个性自是烂熟于胸，那是不习而知，犹如农家子弟必辨菽麦、渔家子弟必识鱼虾一般。”

　　随后，王夫人令人连连搬出来几盆名贵茶花，让段誉一一讲评，段誉一气说出了诸如“红妆素裹”、“抓破美人脸”等茶花品名，王夫人又让他到前后都种满了名贵茶花的“云锦楼”下，似乎是要让段誉见识见识。不料段誉看了说：“大理就是寻常乡下入，也懂得这些俗品茶花，未免太过不雅。”然后话题转到一株王夫人叫“五色茶花”的花种，段誉却奚落地叫它是“落第秀才”，然后如数家珍船地大讲大理的“十八学士”、“十三太保”、“八仙过海”、“七仙女”、“风尘三侠”、“二乔”等等名贵茶花，直听得王夫人瞠目结舌。

　　以上还只是显见的部分。熟悉大理、熟悉白族生活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出某些细节、特征与当今大理白族地域文化的溯源关系，看到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在文化形态上的某些差异。至于弥漫于整个作品中浓厚的地域文化气息，我们则难于从整个作品中一一条分缕析地剔理出来。比如，段誉的好读诗书、精于易经、诗词文赋的儒雅的书卷气，保定帝的祟尚教义、体怜民间疾苦以及后发制人的性格等等，无不浸透了大理人至今犹存的习性，也充分显示了中原文化对大理文化的影响。

　　一般说来，文学作品所要描写的社会生活现象，既要是具体的，又要有其特质。作家必须从这种具有陌生化效果和鲜活特质的社会生活中，抽取出具有一定普遍性意义的生活，以完成自己的宏大构思；反过来，作家真要完成这种艺术构思，又必须借助此一具有某种特质的社会生活，通过虚构和典型化，从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作家主体对社会生活的思索与褒贬。因而，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品，既要以其独特的生活故事作为整个作品构架的实实在在的依托，又要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点、深厚的地域文化内蕴作为整个作品的底色。也就是说，文化既是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场景和舞台，也是作家思索的对象与载体，还是作品的灵魂与底色。有人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文化描写并不属于文学本身，而过多的地域文化成分，会大大减弱这些作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如果这不是创作观念上的糊涂，就是一种十足的误解。当今一些人追求的所谓完全“超越时空”、“面向世界”的作品，事实上并不存在。我并不赞同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的简单理解，但是，对完全脱离地域文化的作品，是不是真能成为优秀作品，我一直表示怀疑。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恰当地展示了“大理国”的地域文化特点，从而使这部作品显得更有趣味，也更有深度。可见，地域文化特点对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不是可写可不写，而是要下苦功写好。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如果完全离开了对某一地域的文化展示，不知道会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很难设想，《红楼梦》没有对清末京都文化与江南文化的细致描摹，《三国演义》没有对楚文化风骨和那一时期动荡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纷争的扩大展示，《水浒传》没有对齐鲁文化与风俗的入微体察，没有对宋朝末年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生活的深刻洞悉，作品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古典小说是这样，中外的现、当代小说又何尝不是如此?限于篇幅，不在此一一列举。同样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许多对“大理国”的地域文化的描写，《天龙八部》要完成作家写“大理国的故事”这一宗旨，恐怕就要大打折扣。这些描写，不仅没有影响它走向广大读者、走向世界，而是相反。在作品的最后，三位主人公的经历与结局，都印证了大理这一地域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尽管他们各自都有过一段不堪的经历，但作为大理园地域文化的受益者和代表，段誉这位不贪图王位的尊荣富贵的人，最后却做了大理国的皇帝；而与所有那些以一生追求美色与淫欲的人相比，恰恰是那个戒淫戒欲的小和尚虚竹，获得了人生最为美满的爱情，成了西夏国的驸马；而那位杀人不眨眼的肖峰，最后为了硬逼辽王耶律洪基不可兴兵犯宋、从而引起刀兵之灾而自杀身亡，为和平作出了牺牲。作家赞美了这些具体的人，实际上是在赞美生养和成就了这些人的文化。这，就是作家所要完成的那个“大寓言”。在越来越临近于世纪末的今天，眼见暮色四合，凝望西天的世纪晚霞，思及当今世界上的强权、物欲、纷争和种种不义，我们或许会对那已离我们渐渐远去的古“大理国”地域文化感到格外亲切!

　　《天龙八部》对大理地域文化的种种描写，只是该书多种文化描写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全书还有对江南水乡、对塞北风情的诸多展示。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天龙八部》一书的斑斓的文化景观。据笔者所知，金庸先生在写作《天龙八部》之前，没有亲身到过大理。他对大理文化的把握，或许主要依赖的是某种间接的了解、对史料的阅读以及对大理的研究。这种间接的把握，给金庸先生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大体上完成了作家预设的目的。但是，窃以为由于这种把握毕竟是间接的、非感性的，《天龙八部》一书中对大理文化的描写，就不及书中对吴越文化或说江南文化——那是金庸先生的家乡——的描写那样精到，那样细致入微。在某些地方，作家对大理描绘，偶尔还有一点儿皮相。相比之下，《天龙八部》对其它几个地域、几种文化的把握，就要游刃有余得多。该书的第二卷，作家写到段誉被吐蕃的鸠摩智挟持到了苏州城外西湖一带时，对苏杭风光的描写，对由阿碧传达出来的吴依软语的描绘，对燕子坞水域一片江南风光的诗情画意的描绘，就要得心应手得多，也传神得多。如果说作家对大理文化的描绘大多还属于介绍性的，那么，对苏州、对江南文化景观的描绘，就完全出自作家灵魂中对苏杭文化刻骨铭心的记忆、领悟与倾慕，全然化成了一种无须着笔却意在笔先的超然境界。如果作家对大理文化的把握达到了这样的水准，《天龙八部》显然就会更加精彩。不过，或许这已是我作为读者的一点苛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