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一书的主人公、大理国王子段誉这一人物是一个非常独特，也非常奇妙的艺术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这一人物形象是我们真正读解《天龙八部》这部奇书的一个关键。

　　只不过，在许多金庸迷心中，段誉形象及其意义，常常被萧峰的光芒所遮掩。原因是萧峰天生武勇兼具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雄气概，符合读者心目中的“真正的”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标准；而段誉形象则多少有些与之不符，甚至相形见绌了。于是，在那些将《天龙八部》当成《萧峰传》来读的汉者眼里，段誉的故事就成了这部小说的长长的引子，而段誉的形象则成了一个可爱的导游。

　　问题是，《天龙八部》并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武侠书，它的突破常规的创作思路，标志着金庸小说的想像力与创造性的真正的成熟与独异。这部奇书乃是一部东方文化与艺术的杰作，因而，我们就必须换一副眼光来看。

　　将此书定名为《天龙八部》，即已表明作者决心彻底打破武侠小说的固有模式及其整体上的文类局限。取“天龙八部”这种非人的神道精怪之名为题，对真实的人生世界进行象征性的摹写，这标明，一、作者要对人性及人世作深入的哲学思考和总结；二、要对这一思考和总结作出象征性或寓言式的创造性表现。为此，作者破例地在这部书前来一番“释名”，除了扣准“人与非人”这一主题之外，作者又说此书写的是北宋时云南大理国的故事。“大理国是佛教国家，皇帝都祟信佛教，往往放弃皇位，出家为僧，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熟读金庸小说的人当记得《射雕英雄传》中的“南帝”段智兴(公元1172—1200年在位)一变而为“南僧”的形象。那可以说是金庸对“大理佛国历史之谜”的一次探讨。一灯大师虽佛光照人，但毕竟是处于小说人物关系网络的边缘，且人物故事只是在小说叙事的背景中出现，更重要的是那时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主人公郭靖这一“儒之大侠”的塑造，因而对南帝退位而为一灯大师的表述自然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可以说是言犹未尽，意更未竞。于是才有了这专写云南大理国故事的未了之缘，才有了《天龙八部》的最初动机。

　　《天龙八部》不只是纯属虚构的江湖情仇的传奇故事，而是有着特定历史和宗教的真实背景。但，另一方面，《天龙八部》又并不当真是云南大理国历史的演义，亦不是某种佛家经典及其故事、教条的变文。书中虽然有大理国皇帝段正明(1082~1094年在位)及他的继承人段正淳(1096~1108年在位，此人并非像小说中那样在登基前自杀)等真实历史人物，但其主要叙事内容，却非大理王室及其宫廷生活的历史铺排，亦非重写段正明弃位出家，而是在虚构的江湖传奇与真实的历史背景的“双轨”之上，开动了人生故事／人世寓言的艺术列车，从而营造出传奇——人生——历史的独特的三维空间及其深层的形而上的寓言世界。金庸有丰富的历史学养和深厚的佛学修为，但对大理佛国之谜却并没有以常规的历史学方法加以考证或按照某种佛学经文加以诠释和演绎，而是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将自己的哲学智慧投注于更加广阔而现实的人生世界。于是才有了《天龙八部》这部小说，有了段誉这位奇妙的第一主人公。

　　当年轻的大理国王子段誉因不愿意练习武功而逃出王宫，身着平民的青衫出现在险恶的江湖世界及风云莫测的宫外人生之中，我们不由得想到比他早上1500年以上的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乔答摩·悉达多，即后来的佛祖释迎牟尼。他们都是想要摆脱不由自主的苦闷，而走出王宫，走向真正苦难的人世间。不同的是，乔答摩王子由对人世间生老病死等诸种苦难的“发现”而至悟道，终成佛祖；而大理王子段誉则是由人世间贪嗔痴怨的磨练而“印证”了佛理，而终于成“人”。当然，佛祖释迦摩尼是实有其人，实有其道；而段誉则是由小说家虚构出的艺术形象，其人其道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发现。

　　段誉形象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一位“发现者”，或者说是一位观察者，用文学批评的行话说，他就是《天龙八部》一书的“潜在的叙述者”，即在大多数场合，他都充当作者的代言人这样的角色；有时甚至就是作者的化身。再具体一点说，这一人物的经历具有小说叙事结构功能。——在这一意义上，说段誉的故事是长长的引文，说段誉是一位可爱的导游，大至不差。只不过，他所“导引”出的，绝不仅仅是萧峰这位孤独的武侠英雄，而是一个复杂万端的“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的世界；同时，段誉本人又正是这一世界的不折不扣的主人公(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详说)。

　　经过作者的巧妙设计，让段誉经历了《天龙八部》一书的几乎所有关乎苍生命运及人间正道的事变，结识了书中大多数重要人物。小到无量山中无量剑派东宗与西宗的比剑，神农帮与无量剑的冲突，木红棉、甘宝宝、王夫人等对段正淳的纠缠，段延庆及其“天下四大恶人”对大理王室的侵害；中到鸠摩智等吐蕃僧人对大理天龙寺的进犯，中原丐帮的易主及西夏一品堂与丐帮的冲突，三十六洞洞主与七十二岛岛主对灵鹫宫的进犯，西夏招驸马的重重矛盾；大到少林寺正邪大决战，天下群雄救萧峰、抗辽兵……段誉走遍了大理、大宋、西夏与辽国，而且又深深卷入了吐蕃与大理及鸠摩智与中原英雄的矛盾，甚至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幕容复兴复大燕的漩涡之中。当然，段誉只有一双腿，一双眼，不可能走遍天下地、识遍天下人，看遍天下事。实际上，《天龙八部》中有三位这样的主人公，即除段誉之外，还有萧峰和虚竹，本书的第三、四两卷，便是分别以萧蜂和虚竹为主人公进行叙事的。段誉并非处处在场，时时参与。但我们应能看到，凡有牵涉甚大的事变及其情节的重大转折处，段誉必会在场。更有说服力的是，萧峰和虚竹，都是段誉的结义兄弟，而其结义的方式，则又是由段誉与萧峰及段誉与虚竹的单线联系，段誉无疑是其联系的纽带。当萧峰受马大元夫人康敏的陷害而被逐出丐帮，当虚竹在天聋地哑谷下棋救人而致命运大变以及后来在灵鹫宫中消解了洞主岛主的怨恨及矛盾，这样的关键时刻，段誉无不亲历。由此可见，段誉在这部小说中确实担当了导游的角色，是本书结构的关键性因素。

　　为什么会选择段誉充当这一角色?这牵涉到对这一人的理解和整体设计，自然也牵涉到对这部书的总体设计。简而言之，大约有三。首先是因为段誉的“无知”。因为他是王子，且又不练武功，自幼生长于宫廷院内，对外界世事，尤其是对武林江湖，可谓一无所知。正因如此，他才会时时感到新奇，处处看到匪夷所思的真相。倘若换成某位“老江湖”，势必对大多数人事司空见惯，从而久处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那就看不到段誉所见的种种人间喜剧了。其次，段誉身为王子，而又逃出家门，是一位富贵闲人，且身份又特殊，关乎王室、天下、武林、情场，与各种矛盾都能沾上点边儿，这样又重要、又有闲的“观察家”当然难得之至。再次，更重要的一点，段誉又是一个书生，且通佛经、晓易理、明佛学，有自己的一套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一面是对江湖世界的无知，一面是对人生及其世界的理想及价值标淮，两相碰撞，自会反应强烈，而且印象深刻。加上段誉又有爱讲理，爱打抱不平的脾气，其“能知”与“所知”之间反差之大，矛盾之深，足以发人深省。

　　这就是说，段誉不仅是小说情节结构的枢纽，而且是世间人事的观察者，甚至可以说是潜在本文的叙述者。——“天龙八部”的世界正是通过他的亲历、耳闻、目睹而传达出来的。这是一个充满了贪、嗅、痴、爱、怨，充满了名缰利锁、仇剑情丝，充满了王霸雄图、血海深恨的“人与非人”的世界。人性的本能加上种种缺少控制而至泛滥成灾的人类欲望，恰恰形成了一种“非人”的力量，将人生命运改变；且形成种种奇异“生态圈”，将人间变成鬼域。而这一切，由热情、敏感、善良、慈悲的段誉所历所见，自然会更加反应强烈，更加痛彻心脾。而段誉的“不可理喻”与“匪夷所思”的观感，则又会让读者惊心动魄而后深思之。

　　实际上，《天龙八部》中的许多人事和场景，由于段誉的“在场”才会显出真正的深意。尽管作者并没有让段誉充当批评家或牧师的角色——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也不能充当此类角色——而作者亦不时时“点题”(其中“真意”需留待读者去发掘，这才是小说之道)，但段誉的旁观，仍然会成为一种旁观与默悟的暗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典型的如鸠摩智井中悟道以及慕容复坟头圆帝梦等等，都因为有段誉的在场，才显出深意。若其他人物，如萧峰、乃至虚竹(虚竹当过和尚，熟读佛经)对此，就会因性格、气质、学识、修养的不同而使小说的场景显出不同的意义。一言以蔽之，是境界的不同。

　　段誉在这部小说中当然不仅是旁观者，更是主人公。这一形象不仅具有结构功能，而且具有重要的寓言意义。这一点应该是不难理解的。段誉的经历，不仅仅是一种“引言”，而且恰是小说的叙事“正文”。

　　这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小说情节叙事的基本层面，大体而言，是通过段誉的江湖人生的经历，揭示和描绘出他所生存的那一世界的隐蔽的人物关系及由此关系而形成的生存环境和人生命运，进而，在人物关系及人生命运的展示中塑造人物性格；由此发掘出这一人物的典型意义及寓言价值。

　　段誉从宫廷走向江湖，对武功及武林世界全无知识、能力和经验，他实际上是在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然而这一世界虽是那么陌生，但却离他并不遥远。作者运用了巧妙的叙事策略，使段誉这一人物从无知到有知，从偶然到必然，而这必然，即是人物的命运。小说采用了明显的传奇之法，其情节充满了奇遇与巧合，乃至恐怖与神秘，但真相一旦揭开，却又合情合理，天衣无缝。段誉的江湖经历，完全是一种早已注定的命运，若说他离家之后找到马五德并随之到无量宫观斗剑多少有些偶然，那么他之遇钟灵、遇木婉清、遇岳老三及段延庆等，就是偶然之中蕴有必然因素了。他所遇到的大多数看起来神秘莫测，乃至不可理喻的人和事，其实最终都证明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他所经历的种种奇遇与巧合，暗中都有一种严密的因果链。只是在这一因果链尚未被全部发现之前，他所经历的故事才会如此神秘而离奇。

　　说到因果链，我们就要涉及另一个层面，即寓言层面了。小说在展示段誉的江湖经历的同时，也在展示一条神秘的命运脉络；而这一命运之链，有因有果，表层是人生的种种苦果，而深层却是人性及其欲望的成因。具体说，段誉遇到钟灵，而又因要救钟灵而进一步了解到钟灵的父母家庭；继而又遇木婉清，并因与她相识而至劫难重重；后来终于陷入了钟万仇、段延庆等人的圈套而至大动干戈，以至于促成了人物命运的再一次重大转变……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只是作者在传奇弄巧，然而此奇此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有充分的因果关系及人性依据。说穿了，那就是段誉之父段正淳风流好色，到处留情，致使甘宝宝、木红棉、王夫人乃至刀白风等一于女性由情生苦、由苦生怨、由怨生恨，这才演出了这一幕幕错综复杂，刀光醋气的神秘闹剧和悲剧。只不过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父亲的风流孽债，弄得段誉狼狈不堪。钟灵是他的同父异母妹妹，木婉清又是由情妹妹变成了亲妹妹；钟万仇的万种仇恨，不过因妒生恨；木红棉与王夫人等生死敌对，亦不过因妒生恨；甘宝宝等人的种种做作，还是由爱欲的变态而起。说到底，不过是情、欲之因造成了仇、怨之果；而由仇、怨之因又造成了段誉的经历及其命运之链。另一方面，段延庆等“天下四大恶人”之所以甘心为钟万仇效命，且必欲将大理王室陷于死地而后快，亦不过是因为大理国的当权者曾夺去了他的太子、皇帝的宝座，而他这位显赫一时的延庆太子由至尊至贵到至卑至贱，变成了二个身残废心变态的“天下第一大恶人”。他的满腔嗅怒，不过由于权位之争而起，而权位之争亦是出于人之欲望。后来，鸠摩智这位道貌岸然的吐善神僧将段誉掳至中原(江南)，并由此带来了段誉人生的重大转折，究其因，不过是鸠摩智对大理神功六脉神剑的贪婪引起的。

　　上述种种情怨、嗅恨、贪婪，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并织成了人物的命运之网(叙事层面)；而又形象地表现了人怎样由于种种欲望的泛滥而变成了“非人”(寓言层面)。

　　对段誉而言，也许上述经历的所有的痛苦加起来，都比不上他遇到了王语嫣，情不自禁地爱上了王语嫣；而王语嫣则念兹在兹一心深爱表哥慕容复，以至于对段誉全无爱意乃至视若无物。段誉从此被“套牢”，从此情不自禁，乃至无所作为，甚而险些“面目全非”。在此之前，他被打被辱、被抓被囚、被掳被俘，虽经种种磨难，也身不由己，但他的意志和尊严却始终不容侵犯，他的精神和心态是自由而开朗的。自从爱上王语嫣，由爱生痴，就在精神意志上不由自主了。这不仅成了整个武林人所共知的秘密，成了大家的笑柄，成了被别人嘲讽、鄙视的对象；而其内心的尊严受损、意志伤残情感苦痛，则更不必言。他以“一只与众不同的癞蛤螟”自居自嘲，使他走到了“人与非人”的边缘地带，甚至几乎成了“天龙八部”的一部分。

　　妙的是，眼看着情丝束缚，无可解脱，将要此恨绵绵无绝期，却又偏偏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在那“枯井底，污泥处”，王语嫣终于恍然大悟，段誉的恋情也终于绝处逢生。这看来又是作者弄巧，其中却仍存深意。段誉之爱并不仅是感天动地，更重要的是明白了爱的真义，从而从“非人”的边缘回到人之为人的立场。那就是，由一味的“我爱”发展而为“爱她”，亦即由“爱人”而能舍己：为了王语嫣的幸福，段誉决心放弃自己的欲念，去争夺西夏公主，以绝慕容复的后路，从而让王语嫣得偿心愿!这一“舍”，终于得到了命运之厚“报”。也可谓是种一善因，得一善果。人与非人的区别，并不在乎无欲有欲，而在乎那欲望的分寸以及由那分寸而形成的不同的性质，善恶因果，向来微妙。段誉的故事，可当镜鉴。

　　段誉的故事和寓言却并没有到此结束。以故事的层面而言，段誉虽获得了王语嫣的爱情，但他们的关系却还有一种暂时尚未被揭露的伦理的障碍：王语嫣是段正淳的又一个私生女儿，即她是段誉的又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寓言的层面而言，以上所述，只涉及到善恶与悲喜，而没有涉及真假与虚实。命运的因果造化，金庸小说的想像与创造的才华智慧，还有更深刻的、更奇妙的一层。

　　在段誉的故事中，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非常奇妙的现象，那就是人物关系的似是而非、真假相杂，虚实相生。最典型的一例，是大恶人岳老三心血来潮，说段誉的脑后有一根骨头像他，因而要收他为徒；结果却是，他反倒莫名其妙，不得不为地拜了段誉为师!这二人的师徒关系自始至终都似是而非，令人哭笑不得。不过，大多数人对此不会用心去想，—般会一笑置之。不过，当木婉清、钟灵与段誉由情妹妹情哥哥变成亲妹妹亲哥哥；进而，段正淳由亲父变成养父；段延庆与段誉由生死仇敌而变成亲生父子；因而王语嫣与段誉的关系再一次绝处逢生，由亲妹妹又变回情妹妹……面对这一系列出人意料的真假变幻，我们就不能不好好地想一想了。

　　金庸大才，将段誉的故事讲得干曲百折，几令人匪夷所思，每每出人意料，但在故事情节的传奇背后，却又有充分的逻辑依据和严密的因果关系。上述父子、兄妹、情人、亲仇关系的一变再变，起因仍然是段正淳的风流和刀白风的性格：作为尊贵的王纪和自尊的女性，刀白凤难以容忍段正淳到处拈花惹草，她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有机会发泄心中的怨愤；并对不忠实的丈夫进行痛快的报复。由此她成了段延庆危难绝望之中的“观音”，并由此改变了段延庆的心境和命运；继而也决定了段誉的命运及其他与一切相关人士的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复杂关系。

　　而在寓言层面上，这些关系的复杂变幻，又正是“人生无常”及“人世无常”的最好的写照。——你的情侣有可能是你的妹妹，而你的仇敌却又可能是你的生身之父!人生人世多少悲喜都由此“无常”而生发，而小说的精彩的情节背后则是深刻的智慧的“发现”。

　　世界中，而且还表现于人物心理及其主观精神世界中——段誉是怎样爱上王语嫣的?若探究起来，大有意趣。简单地说，段誉是由于在无量山中偶然发现一尊“神仙妹妹”的雕像，并迷恋上了这尊玉像，而后遇到了与雕像十分相似的王语嫣，才情不自禁地爱上她的。段誉之爱，可谓由幻入真。后来我们知道，王语嫣之似塑像，其实并不神秘，因为那雕像是照她的外祖母李秋水的形象创作而成的。这其中又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即逍遥子与李秋水这对热恋情人，自逍遥子将李秋水的雕像完成之后，就面临着一种不可逆转的危机，即逍遥子对着雕像发痴发癫，而对李秋水本人则视若无睹。更深的原因在逍遥子不知不觉问爱上了李秋水的妹妹，其形似而其神非，致使逍遥子之爱由真入幻；而多少年之后，段誉则由此从幻入真(这也是逍遥子与段誉的区别所在)。然而他们的爱——以及世间的爱——到底是幻是真、是形是神、是真人还是偶像，那可就真的难以言表了。这一段情节，使我们想到了《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自然也要想到那副著名的对联“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自来风月债难偿”；更要想到“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是耶非耶，复杂微妙；玄而又玄，不可言表。我们只能由此“无常”的寓言境界中去尽心品味。

　　以上说段誉形象及其江湖历险的寓言意义，言因果，道无常，仿佛完全是对佛学义理的演绎；其实在金庸，在《天龙八部》以及在笔者之意，都只不过是借佛家的义理，阐释作者对人生、人性、人心与人世的发现。正如此书以“天龙八部”象征现世人物，而非当真写神怪妖魔；佛家的因果与无常，也不过是一个能让人把捉的“话头”。

　　以上我们要说段誉形象及其审美价值。前文中曾提到，《天龙八部》的叙事，由人物的人生遭遇，写出人际关系及揭示生存环境，进而写出人性与人世的寓言；同时，这里我们将要看到，作者同样善于在传奇的故事情节中展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段誉不仅是导游，是寓言符号，而且(或者说更)是一个鲜明生动的主人公形象，具有独立而又丰富的审美价值。

　　段誉自出道江湖，便身不由己，卷入了一场又一场厄难，被命运的锁链紧紧地绑缚；而爱上王语嫣之后，又加上了心不由己，对王语嫣如影随形，深陷于情渊欲海而难以自拔。一方面，他因为不能选择自己的身份地位，因而也就难以选择自己的环境和命运，他的遭遇和经历，无论是身不由已或心不由己，看来只能被动地承受因果之链所带来的一切。父辈的冤孽要他来承当，虽是城门失火而殃及池鱼，但毕竟父子关系甚至比城与池更加不可分割，这正是人世间的不可更改的命运之链。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忽视，段誉其人，在其复杂险恶的江湖经历及人生际遇中，又始终有其主动性的…面——他的第一个主动的选择，就是因不愿练武而逃出家门，走向江湖人生。没有这一选择，此后的人生故事自会是另一种模样。由此可以说，本小说情节的第一推动力其实正是段誉所做出了这一重大的自主选择。继而，在一系列身不由己的厄难之中，段誉并非全然被动的承受，他始终在奋力自主，并由此而展现出他的独特性格。

　　仔细看来，段誉的每一次厄难，都有他自身奋战，即与客观环境及命运搏斗的痕迹。早在无量山中，面对无量剑派中人的无量无识，段誉忍不住要出言讥讽，并宣之以“慈悲喜舍”这“四无量”的真义，因而获罪于无量剑东宗掌门左子穆。继而，他又因看不惯神农帮目无王法、胡作非为而要前去“力劝”，这才落得钟灵被俘，他亦被迫吞下七日断肠散的不幸结果。甚至他跌下深谷，巧遇地府玉像，亦因他一笑而起。卷人苏州王氏对木婉清的冲突之中，全因为他要通报信息，救人一命而起。岳老三逼他拜师，他拒绝答应，且极力狡辩；木婉清许嫁，他其实是很有分寸，万不得已才含糊其辞地顺水推舟。段延庆妄图让段誉与木婉清兄妹乱伦，段誉终于经历了这一严峻的考验；而鸠摩智一心诱骗他交出六脉神剑的剑诺，段誉亦早已明察秋毫并最终化险为夷。阿朱、阿碧救出段誉，原因在于他对她们的诚心的尊重、热爱和亲近；痴恋王语嫣虽是情难自禁，却始终苦苦克制自我，不逾大矩，且最终升华为舍己为人而至物极之反。……所有的这些，都有段誉的主动性成分在内，所有这些也都生动地展现出段誉的活泼生动的性格。

　　段誉虽然比不上萧峰那样英雄豪迈，却多一份随和平易；他比虚竹多了几分热情机智；比《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多了几分痴气；比《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多了几分风流；比《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多了几分自主；而比《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则多了几分文化修养和书卷气息。段誉的形象其实是十分复杂的，看似乎民，实际上却是王子；看似书生，实际上却又有侠气；看似呆子，实则聪明机智；看似风流，却又痴心专一；看似汉人，实际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脉；看似异族，却又有汉文化的丰富内蕴；看似沉于冤孽，却又在不断地自我超拔；看似导游，实际上是真正的主人公。

　　段誉的形象其实十分罕见。简而言之，看《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形象，第一层会觉得他可笑；第二层会觉得他可爱；第三层则会觉得他可敬；最后会觉得他可亲可感。

　　段誉之可笑，一是因为他对江湖世界及其规矩的无知，看人比剑以为是猴儿打架，因而忍俊不禁，从而招来麻烦。二是因为他的“呆气”，不会武功却来走江湖，无能为力却又偏偏爱打抱不平，挨了耳光却不嘴软，受了挫折却不沮丧。三是因为他生性活泼幽默，能言善辩，机警智慧，所以往往触景生春，使人莞尔。一般人看到了他的无知与呆气，却未必发现段誉的幽默和机智；进而，即便是感到了段誉幽默，却还没看到他的智慧境界：段誉的幽默常常用以自嘲自讽，这是非大智者而莫为。他对人说自己“一半是好心，一半是傻瓜”；“我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癞蛤蟆”等等，即是例证。而另一方面，段誉的呆气，一部分其实是机智的乔饰，以善意取乐。

　　于是，段誉就越来越可爱了。尽管段誉经常出洋相、挨耳光、受讥讽、被侮辱，但，不会有任何一位读者将段誉当成小丑吧?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逐渐发现了在他可笑的言行举止背后，有一种十分可爱的性格气质。首先是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任何时候都没有王子或贵族的傲气。其次是他的诚实坦白，真挚热情，不会武功就说不会武功；要打抱不平就说要打抱不平；萧峰对他青眼有加，以至于见面未久，就要与他结拜兄弟，不是因为他的身世、武功，也不是因为他的似是而非的酒量，而是因为他勇于坦白自己丑事丑态的极端诚实和热忱。再次，段誉以善待人，以德报怨，对亲朋好友故旧与对陌生路人一般亲切相对，左子穆的弟子打他，他反倒去为无量剑派打抱不平；木婉清欺他，他反而处处想到她的不易；鸠摩智掳他伤他，他并没有任何报复的企图；幕容复辱他害他，到最终他还是对之抱有谅解和同情。

　　这样，段誉又由可爱而升华到让人肃然起敬。他之可敬的原因，首先正是他的仁者之心，悲天悯人的情怀及能慈悲喜舍的无量胸襟。世间的名经利锁无可动其心，嗅怒仇怨向来不能动其意。屡遭厄运，不染暴庚之气；常历生死，不改仁者之心。为救木婉清而自卫杀人，警告在先，大哭在后；为救王语嫣而杀人自卫，求和在先而心祭在后，看起来是那样的可笑可乐，想起来则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萧峰不会这样，是因为他对江湖杀戮早已司空见惯；虚竹不这样，是因为他原本是和尚。唯段誉不得不杀人又不能不大哭大痛，才使人一笑之后复生敬意。其次，段誉之可敬，还在于他坚持真我而志不可夺。无论是怎样险恶，他都有自己的原则，而原则既定便无可动摇。大仁大善而又至情至性，才会为救王语嫣而不惜大喊“投降”；才会在父命与己爱之间选择“逃走”(他不抗父命而只是“逃走”)。如前所述，他之爱虽成痴，几不可自拔，但始终不伤他人，且终至决心舍己为人，这就更加可敬了。滔滔浊世，知而能行如此，实在稀有。

　　段誉形象的可亲可感，是说这一形象丰实饱满而又气韵生动，鲜活如有机生命，可触可感：可以听得到他的笑声，可以感觉到他心肠与身体的温热。这一人物形象与一般性的寓言符号、概念化演绎的人物形象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鲜明生动而又有丰富内涵的人物形象，我们当然不能以一言而蔽之，不能以某种抽象的概念对他进行简单的归纳和概括。

　　无疑地，段誉形象中包含了佛学的因子。从《天龙八部》的书名，从大理这一佛教国家的文化环境，以及从段誉本人的佛学修养和由此而形成的“慧根”，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他的仁善，他的学识，他的性格和气质，他的智慧与品格，无疑都受到了佛学的滋养。他之离家出走，亦正是因为喜读佛经而不喜练武(杀人)。在这一意义上，称段誉为佛家弟子似并无不可。他虽没有像虚竹那样出家做和尚，称他为在家的居士似乎也并无不可。

　　然而，段誉并非纯粹的佛家弟子，尤其不是真正的佛子的典范，更不能用简单的佛学概念及佛教经文来概括他的形象。他的言行及其人生的目标，其实与佛学的理想颇不相同。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王语嫣的痴心不改，九死末悔的爱恋。除非你说他是“佛于”与“情圣”的混合。他虽无贪无嗔，但却有痴有爱，因而佛家教义与他的行为目标就有了矛盾冲突。如书中所写，他明知佛经有云：“当观色无常，则生厌离，喜贪尽，则心解脱。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厌于色，厌故不乐，不乐故得解脱”；但要他观王语嫣之“色”为“无常”，而生“厌离”，却如何能够？段誉仍是一如既往、情不自禁。进而，使出现了段誉与虚竹在灵鹫宫中以佛经语句与谈情说爱缠夹不清的奇妙的一幕(第38回)。这几乎是对佛经的一种反讽——段誉深情无限，终得善报；虚竹更因被迫“破戒”而得与西夏公主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善果”，小和尚变成了逍遥派掌门人，无疑是更大的，也更加发人深省的反讽。——段誉王子与乔答摩王子的最大的不同，在于结局，段誉并没有出家修道成佛，而是回到了大理王官当上了国王。而且，据他对王语嫣的深情，也没有理由推测他以后会避位为僧。这正是金庸为《天龙八部》一书所安排的最奇妙而又最正常的结局，显然，这一结局意味深长，不可轻易看过。

　　段誉形象的丰富的审美价值及其独特的艺术成就，正在于他既突破了一般武侠小说的价值局恨，同时又突破了单纯佛理经文的演绎模式。段誉的形象得益于作者创造性的想象，更得益于作者对人物情感个性的透彻把握，得益于作者对人性的灼见与真知。进而，段誉形象的真正奥妙，在于他既有丰富的东方古老文化的底蕴，又被作者赋予了一种鲜活的现代人文精神。

　　段誉形象的文化底蕴，不仅来自于佛学的滋养，而且也受到了中国儒学传统以及道家风骨的明显的影响，在段誉的语言辞汇中，佛家的经文，儒家的语录和道家的文采，时常被自觉地引用及不自觉地流露，段誉说佛经、言佛理的例子不必说了；他也时常言及儒家之仁，更喜欢道学经典《易经》，对老子与庄子的文章亦显然很熟悉，我们完全可以在书中找到段誉言论中的释、儒、道三教合一的证据。更重要的是，段誉气质的形成，是受到这种三教互补的文化的共同滋养。儒家的仁义，佛家的慈悲，道家的逍遥自在，在段誉的性格与心地的塑造中显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段誉的形象具有不容忽视的丰富的东方神韵。

　　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在段誉的成长中，也受到了边疆少数民族的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及生命观念的哺育。他的身上毕竟流淌着几个不同民族的血脉。而这一末被正统所规范，甚至未被“文化”(典籍)所浸染的自然生命的血脉，正是段誉痴而不迂、热情而不酸腐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虚竹的迂腐就更加突出了)。

　　再深一层，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对人物性格进行塑造之时，向来较少受到武侠文类及其想当然的传统文化的局限；在写到边疆少数民族主人公时，则更加自由地赋予其人物以现代人文精神的理想气质。金庸常常不自觉地将某个异族的人物描绘成理想的——即符合现代人文观念及价值的——形象。《天龙八部》这部探讨人性之书，其主人公段誉的形象中，就有这种不易被察觉的现代人文气。尽管段誉的言论不时有儒、道、佛三家典籍及语系的“包装”，表明他确实有传统文化的蕴含，但作为一个行动中的人格实体，他的价值标准及其行为观念，却又往往与今人相通，他对父母之命的态度，对待男女关系的选择，以及对待恩爱情仇的分辨；对于人生的目标与理想追求，以及对“民”(百姓／他人/解体)与对“人”(个人／自我/情感主体)的平衡观念……无不透出作者的选择性与创造性的今人观念和价值——很多人注意到了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积淀这一方面，而忽视其小说中的现代意识及其人文理想，这不能不让人遗憾。段誉的形象，当是一种重要的提示。

　　在《天龙八部》中，萧峰、虚竹都是不折不扣的古人，古代的英雄和僧侣(当然他们的形象塑造仍有作者的现代人的意识参与，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段誉则更像一个今人，一个与今人格近的热血青年。进而，萧峰与虚竹的形象，多少有些拘谨，原因是有太多的观念局限和类型因素；而段誉形象却是异常的生动，充满生气，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也离自然人性最近。最后，与萧峰与虚竹相比，段誉形象无疑有更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他有丰富的学识，明显的书卷气，高贵的人格和超凡的智慧，同时又有平民意识、赤子衷肠及明显的人文精神(他对个体人格的尊重及对普遍人性的理解显然非萧峰和虚竹可比)。这一形象的审美价值，实在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

　　金庸对大理国众多皇帝避位为僧的历史之谜有着持久的兴趣。看起来，《天龙八部》一书并没有对此历史之谜进行学术的常规性探讨，甚至没有对这一现象进行历史的演绎，但《天龙八部》这部奇书还会使历史学家及宗教学家受到深刻的启发。那就是透过段誉形象，对这种历史之谜进行了广义的阐释，这是一种摆脱文本教条的对人性的深刻的洞见和发掘；对人生与人世的一种生动的描绘和刻画。这其实不仅是对古人与古事的复制或再现，而是对贯通古今的人性与人生之谜的透彻的破译。从而段誉形象及其意义，就不仅是对历史之谜的一种阐释，同时也是对现代人的一种宝贵的启示。